徐家良 上海交通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徐家良教授从慈善课程的形式与特点、慈善知识与慈善文化的同构以及中国慈善的实践探索以下几个方面来讲述主题。

（一）慈善课程的形式

目前国内慈善课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个是专科专业复合课程，比如民政部主管的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几年以来已经有公益慈善事业管理招生，目前有100人左右采用，采用专科培养形式，就业导向在社区。

第二种形式，本科专业方向复合课程，比如北师大、南京工业大学和山东工商学院，在相关专业基础上建慈善事业方向课程的设置。

第三种形式是本硕博专业的单一课程，目前较多高校采取此类方式，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在本科阶段公共管理、行政管理里面设置专业课程，硕博士也对公共管理硕士点、博士点的同学开展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包括基金会，包括非营利慈善的营销。部分MPA管理学院也开非营利组织营销的课。

（二）慈善课程的特点

一是跨学科性非常明显，部分学校设置在政治学、公管管理学，也有部分学校融入在社会性、经济学、法学当中；根据授课老师学科特点，部分讲述通识课，也有部门开设的某一领域的课程。

二是基金会和高校协作性合作，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合作，南京工业大学是华夏基金会，又比如敦和支持各个高校的慈善通识课程，这样能够让学校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进行高效协作。

三是慈善教育生态性逐渐形成，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的理论课程体系化逐渐成形。此外还有实务课程的补充，形成了理论课教授和实践课教授很好地结合。

四是慈善教育实践性较强，上海交大和北师大一样，在慈善教育的课程设置中都有一个实地参观的课程，比如上海有浦东工业服务园和上海市工业新天地，上课学生不论是本科、硕士、博士都能去实地参观考察和学习，在课程作业论文中也会要求有访谈和案例，使课程理论性基础有一定的实践性。

五是慈善教育具有较强的本土性，前几年基本慈善教育大量在介绍国外的慈善理论，但是近年来已经开始构建出本土化的教育，将慈善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像王名教授对大学的使命讲解中，有传统的对大学理念，也有对慈善理念的理解。

（一）构建统一的慈善知识

过往不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对于法律上或事务上的认知都是不统一的。而通过慈善知识的传授交流、媒体传播，能够使得社会各界对于公益慈善的认知慢慢进行统一，行为得到改变。使得社会与公众对于慈善的态度以及慈善在整个国家政府、企业、社会里的定位。通过慈善的课程教育、慈善知识的传播，能够对年轻人一点点产生影响。最后共同体营造，构建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

（二）慈善话语的变迁

近几年关于慈善话语体系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一是组织概念已经发生变化，原来叫NGO，后来叫民间组织，现在讲社会组织，当然这是交叉性的，或许并没有好坏之分，只不过因为不同时代的需求不一样，使用的概念就不一样。二是目标概念不一样，慈善在整个国家建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方向随着时代的不同是有变化的。比如前些年是脱贫攻坚，后面是参与式发展，现阶段是在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中充分发挥作用。三是定位概念，原来讲慈善、社会组织更多是一个助手，一个补充。现在变化非常大，从管理对象慢慢变成基层治理主体，能够在整个国家治理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从西方的话语体系慢慢转向创造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包括理论，概念，观点；这也体现在国内目前的论文和书的出版当中。如何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清华大学王名教授与浙大的周晓光教授对传统慈善方面都有比较充分的发掘，值得深入了解。

（三）慈善文化的终极追求

根据2012年我们提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地球，一个世界。中国提出和传播自己本身的核心价值观：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梦，中华民族的腾飞，如何处理国家和社会，慈善在其中都拥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一）慈善教育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一是教育所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倾向于寻找慈善领域的真问题。原来相对比较抽象,理论性，现在通过增强高校和实务界之间的沟通，梳理政府的法律政策交流，寻找实际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教育传授的内容是真知识。有我们自己的逻辑，有我们自己的价值，有我们自己的框架体系。

三是教育培养的人才，打破原来光局限在某一个专业、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向的状况，培养的人才当中更多是理论和实务界有机结合起来的复合型人才，未来就业方向也更加多元，能够选择去科研机构搞研究，或者投身于实务界。高校人才培养，从课程设置、培养理念和实践都逐渐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

（二）慈善实践的二指向

慈善实践中很明显的指向是解决社会性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第二个是智库型。依据2017年中央两个文件，随着党政建设需求的加大，慈善界需要有一部分人力、财力和组织投入于满足政府的需求。交通大学2018年有一本《中国社会智库发展报告》总结了智库向政府提交决策咨询方面的情况，整体比较少。去年民政部发布《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涉及到可以作为智库的组织基础不大，数量上相对受限。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需求的增加，有必要考虑是否社会组织中的基金会需要向智库进行转变。

（三）慈善实践的五圈次

在慈善实践中，慈善界、政府界、学者界是很重要的主体力量，企业界和媒体界在整个慈善实践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圈次之间的联动已经形成，但仍然有加强的空间。

（四）慈善实践的五融合

一是课程与实践的融合。目前有一定融合，但仍然不够。以交大的实践来看，学生认为在课堂里是上课，但到了课堂之外就有很多审批程序要走，学校方面也需要调课。目前课外实践的课程数量仍然不够。在慈善教育课程中需要有实务界人员的介绍和实地考察，形式要更多样化。

二是知识与实践融合。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通过学者们撰写的论文和书，真正体现实践的实际状况。

三是研究与政策融合。交大这几年与政府部门联系非常多，比如已经向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提交了100篇的决策咨询成果要报，且不包括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但仍需要进一步思考还有没有可能增加数量和频次，使慈善法律、慈善政策与实际更好吻合。这需要高校学者充当中介角色向政府有关部门传达实际状况和需求。

增加媒体与公众化，比如抖音与实践的结合。

社会组织的办公自动化系统等技术手段仍需要加强，才能与整个社会发展需求更好融合起来。

最后，徐家良教授总结出以下几个结论。

结论一：慈善课程需要体系化与精准性。相较于依托其他的专业方向，慈善专业学生可能能够建立更加完整的体系。也需要进一步思考整个课程体系中如何去明确和传递慈善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能够发挥的作用并且在课程中全面展示？

结论二：慈善知识需要高校营销与传播。慈善知识目前在高校里面积累较多，向社会传递的较少。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途径更好地向社会、向政府有关部门去传递？如果把整个社会分成三大主体，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又应当如何使这几个主体之间能很好的获得信任和互动？

结论三：慈善实践有赖于问题导向。慈善实践需要与国家发展战略如何有机结合起来。慈善实践如何与社会需求、政府需求、发展方向有机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学界和实务界需要思考和共同探讨的问题。

民政部的“十四五”社会发展规划提出慈善发展的“四个更加”：到2025年，协同推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党建引领、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更加健全；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更加完善；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竞争有序、诚信自律、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更加定型。